十年前，香港词人岑伟宗和音乐创作者高世章在上海看戏期间，坐在淮海中路一家咖啡店闲聊。岑伟宗突然问，“我们把《审死官》变成音乐剧好不好？”高世章来了兴致棒棒策略，反问他，把清代的故事做成音乐剧会是什么样？两人说笑着，当时并不知如何将西方音乐剧与清代公堂戏融于一体。
十年后，这个仿佛笑谈般的设想，成就了华语音乐剧的新高峰。6月17日至29日，顶着“中国音乐剧之光”的原创粤语音乐剧《大状王》巡演到内地，在上海文化广场连演12场。
早在巡演之前，《大状王》就已火爆圈内。该剧2022年在香港首演，次年在第31届香港舞台剧奖颁奖典礼上一举拿下十个奖项。从那时起，不少内地戏剧爱好者专程“打飞的”去香港看戏。
当《大状王》来到上海，戏迷闻风而动，不仅12场门票售罄，社交网络处处都能找到关于这部剧的讨论，成了全城热剧。
“下次想在上海看《大状王》，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了。”在《大状王》的首演发布会上，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费元洪直言，这部音乐剧成本之大，仅装台与合成就需要八天，其复杂度跟《剧院魅影》不相上下。30年前，内地观众从《雪狼湖》开启对粤语音乐剧的认知，30年后，另一部舞台爆款《大状王》让粤语音乐剧再度成为话题。
继上海站演出后，《大状王》将继续北上，于7月11日至20日登台北京天桥艺术中心。
《大状王》的野心
看过周星驰电影《审死官》的影迷，都记得一位招人恨的状师方唐镜，为虎作伥，阴险狡诈。历史上的方唐镜，是清末著名的状师，虽不像电影中那么精明卑劣，仍然算是个可恨的人物。
但在音乐剧《大状王》里，恶人变成了好人。岑伟宗找到老友、编剧张飞帆时，提出一些想法，其中一点就是，要做“救赎”的主题，一个“坏人”变成“好人”，最后要去救更多人的故事，类似中国《浮士德》。
岑伟宗说，《大状王》除了几个角色与《审死官》有点关系，“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故事”。状师方唐镜与厉鬼阿细，一人一鬼，虽是人鬼殊途，却因正义而携手，两人联手翻案，也互为救赎。从2015年故事大纲出炉，到2019年预演，故事在排练期就修改了20多稿，每年演出也都在修改，呈现出新的版本。
《大状王》一开场，伴随台上堂鼓声声，说书人登场念出定场诗：“状棍从来无天装，戾横折曲在公堂，千古难翻六月雪，还看一代大状王！”申冤人、衙内、证人、讼师、暗处鬼魂和围观者粉墨登场，由此拉开一场浓郁中国戏曲元素的曲折离奇公案戏。
熟悉周星驰电影的影迷，能在《大状王》剧情中窥见“原告变被告”“糯米鸡验尸法”等相似桥段。熟悉TVB的观众，则能从人物关系的演变中，推导出剧情的最终走向。
这部长达三个小时的音乐剧，虽剧情简单，却依然吸引人，丝毫不觉漫长。在西方音乐剧的编曲和叙事结构下，剧中19首曲目采用中国戏曲中的“歌舞演故事”方式棒棒策略，中国传统民间戏曲的样式与歌唱性，加上舞台专场调度的明快节奏，使得这部音乐剧的呼吸感通畅，起承转合融合得颇为精巧。
高世章与岑伟宗是一对享誉业内的音乐剧搭档，曾联手创作音乐剧《顶头锤》。高世章也曾参与音乐剧《雪狼湖》的创作，担纲电影《如果·爱》原声带专辑的制作人。
“我们曾经讨论过，用传统戏曲剧种的保留剧目来改编音乐剧。”高世章说，当他与词人岑伟宗、编剧张飞帆、导演方俊杰四位老搭档联手做《大状王》，几个人想要的就是“天马行空”。四位主创是多年挚友，也一起合作过很多次。做《大状王》，他们也有一些方法论。比如选择《审死官》的故事，背后既有粤语传统文化的底蕴，有周星驰电影的流行文化，再加上创意，就能吸引观众的注意力。
在音乐上，高世章想透过粤剧和港片，带给不同代际的观众不同联想。由他操刀的19首曲目，把中国传统音乐里的山歌、南音、粤剧、评剧、京剧等不同音乐风格与西方乐器杂糅在一起，毫无违和感。他说，自己从没考虑过清代音乐该是什么样，而是根据人物的心境来创作音乐走向。
“音乐元素风格的杂糅，其实在《顶头锤》就有了。”高世章说，《顶头锤》的故事是上世纪30年代的香港，观众比较熟悉，《大状王》发生在清代，从音乐创作上，能给他更多自由想象的空间，可以突出“异己感”。两部音乐剧的创作理念相同，但《大状王》的野心与实验精神更进一步。
打造华语音乐剧旗帜
“带着审视的眼光进场，带着对天花板的心服口服出来加场前排”，“目前看过最伟大的一部华语原创音乐剧”，在以苛刻著称的豆瓣，很多音乐剧迷带着挑剔而来，但最终，上千人给《大状王》评出9.4分的高分。
《大状王》为什么会被视为华语音乐剧的标杆之作？在这部剧内地首秀之前，就有音乐剧迷一次又一次飞到香港追演出，试图找出其成功之道。
成功的背后，往往只是一些简单的初心，和不断重复的脚踏实地。《大状王》从2015年酝酿，到2019年预演，2022年拿遍业内奖项红透半边天，再到2025年启动内地巡演，看似顺遂，却经历诸多打磨修改与调整。
音乐剧背后的四位老搭档，都是力求完美、不怕推翻自己的创作者。高世章在预演后就对全剧音乐进行了一次大改，剧情与歌曲，相比2019年都改了一半以上。
他们秉持“好的东西都是改出来的”。导演方俊杰对音乐很敏感，他会在每次进场排练前，把高世章的音乐小样听二三十遍，直到每个音符谙熟于心，每一个修改的用意都确保理解，才开始在舞台上修改，放大音乐的氛围，做出更出彩的舞台效果。
费元洪是20多年的音乐剧行业从业者，他认为，从粤语音乐剧的数量和票房来看，香港算不上华语原创音乐剧的头牌，但从品质和影响力而言，却是华语原创音乐剧中的一面旗帜。
在最初创作粤语音乐剧时，岑伟宗就听到很多声音，认为粤语很难做成音乐剧，或者会因语言局限，走不出粤语区。但当他们成功把香港话剧团的《顶头锤》带到北京，发现语言并不是局限，而是跟如何使用有关。音乐剧的创作，不仅是好听，还要用音乐来讲好故事，哪怕没有歌词，观众也能结合戏剧，感受剧情的流动。
早年在海外做过音乐剧的高世章坦言，尽管香港地区的音乐剧发展已有50年历史，但要在香港做原创音乐剧并不容易，资源相对是有限的。韩国过去20年用“量变引发质变”的模式，在香港地区是行不通的，由于人才资源等诸多限制，只能一边用心创作，一边修改，追求品质的极致。
他们的志向是，用香港音乐剧市场50年的积累，去出产一个代表香港原创音乐剧顶尖水准的作品。几位主创都是生长在香港文艺黄金时代的80后，那个时期的香港电影、TVB剧和粤语流行歌，风靡整个亚洲。他们相信，音乐剧这种综合戏剧的形式，融合了音乐与表演，都是他们擅长的，他们把内心坚信的东西，一点点靠努力变成了现实。
在香港，上一个堪称商业成功案例的现象级粤语音乐剧是1997年由张学友领衔的音乐剧《雪狼湖》。时隔多年，没有明星加持的《大状王》再成话题，获得口碑与票房双赢，是粤语音乐剧的另一种迭代。
《大状王》依靠自身的戏剧影响力，成为粤语音乐剧当下最红的招牌，吸引如此多内地观众跨越语言障碍走进剧场，本身就是出乎主创意料之外的事情。
在上海站的巡演中，细心的观众发现，有一首歌词被吐槽“爹味过重”，第二天的演出，台词立刻被删掉，主创的诚意与对观众的重视，可见一斑。即便成了舞台剧现象级作品，《大状王》主创依然谦逊谨慎，倾听观众的声音不断修改。这或许才是其成功的核心密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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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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